程曼丽 赵晓航:时代变迁下的外国新闻史研究 2019-12-10 18:00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是从新闻史研究开始的。传播科技的不断发展,消弭了新闻传播时间与空间的阻碍,使得“空间地理”变为“阅历地理”,同时也将外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全球传播研究。全球传播为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提供了的角度和多元的分析框架,而随着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引进和本土化的逐渐成熟,以及社会学、心理学、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外国新闻传播史的主体和话题都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新闻到传播,从单一媒体到多媒体,从一国新闻传播到全球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延伸与拓展为学者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得议题多样、视角多元,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由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研究成果大量问世。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是从新闻史研究开始的。早期的外国新闻史研究大多以报刊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等方法考察新闻报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而为新闻学理论提供历史凭据。在我国,有关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已逾百年,经历了从描摹到阐释、从意识形态话语到学术话语的过程,也见证了科技发展和社会变局大背景下的媒体变迁。

  国内学者有关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34年发表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上的《新闻纸略论》。1915年,在《申报》连载的《欧西报业举要》是第一部系统介绍外国报刊史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外国新闻史研究就是报史研究,这一研究范畴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清末民初,远洋航运将商品乃至战争带到中国,同时电报也将近代化信息文明带入中国。无论是梁启超等家身份的“新闻人”,还是徐宝璜这样的理论新闻学创始人,都认识到了“新闻纸”对于近代化的影响。因此,新闻作为一种“舶来品”,其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和研究对象就是报纸。此类研究如《欧西报业举要》(1915)、《新闻学》(1919)、《世界报纸大观》(1925)等。

  由媒介形态所决定,以报刊为对象的外国新闻史研究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广播已经兴起,但是鉴于我国当时的新闻宣传工作是以报纸为主导的,导向型的新闻史论研究便主要集中在以党报为主体的报纸研究和苏联报刊研究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外国新闻史研究依旧是报刊史研究。如宁新远于1981年编写的《日本报业简史》;张隆栋等于1988年编写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后者虽然将广播、电视等媒介形态纳入其中,但是整体架构仍然以西方报刊理论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已经意识到广播、电影等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因此美国的新闻史研究对此早有较深涉猎。我国则相对滞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将多种媒介形态纳入外国新闻史的研究范畴,至90年代形成体系,并在研究框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上有所改变。

  研究范式上,由新闻研究转向传播研究。研究涉及的媒介形式从单一的报刊拓展到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外国新闻史研究体系化、理论化框架初步形成;外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扩大、外延延伸。例如1996年出版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2000年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史》,将外国新闻史的缘起延伸到古代的口头传播,研究对象广、门类多,包含了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介形态,并系统梳理了不同媒介的作用,报刊史研究得以扩充完善,形成了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系统框架。

  研究范围,由两大阵营对立转向国别史研究。改革开放之前,外国新闻史的国别框架大都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划线,苏联新闻史作为欧美新闻史的对立面出现,并将东欧国家新闻史统统纳入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范畴,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研究者逐渐抛弃冷战思维,出现了国别史的研究框架,进一步加强了对媒体发展规律的探讨。代表作有王泰玄的《报坛群星:外国新闻史名人传略》(1992)。

  研究框架上,由阶级对抗史转向技术发展史。将外国新闻史的源头上溯到口语传播、手写传播和印刷传播,使得广播、电视等媒介技术、形态研究成为必然。外国新闻史研究由此契合了技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时代特色。这同时也使外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具有了工具理性色彩。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依据技术脉络梳理的外国新闻史研究成果,如马庆平的《外国广播电视史》(1997)、郑超然等学者的《外国新闻传播史》(2000)、陈卫平的《中外广播电视简史》(2006),等等。外国新闻史研究技术视角的出现,对于进入全球化时代外国新闻史的理论发展和应用研究具有引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