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减贫四十年: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 2019-10-05 12:49

  第二,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即使能够在社会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但是若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一个贫困国家实现根本性的减贫是非常困难的。减贫不仅需要经济发展,也需要经济发展能够持续地惠及穷人。中国四十年的减贫显示了益贫经济增长模式在减贫中的重要意义。对于人口以农村人口为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绕过农业的发展实现减贫是有可能的,但也很可能是不稳定的和不可持续的。因此优先发展农业应是这种类型国家的首要选择。这种类型国家不仅需要有农业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在考虑人口变动的情况下,增长的剩余、速度要足够抵消人口的增长并能产生剩余,否则实现可持续的减贫仍会面临困难。

  第三,仅仅通过农业的增长来减少贫困的路径是有效的,但就发展的历史过程而言并不必然是充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在农业发展之外拉动减贫的重要机制。中国的经验显示了农村工业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在减贫中的突出作用。农村工业和中小城镇的增长在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等方面与农业相互链接,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穷人的经济产业链条。同时,即使经济发展有利于穷人,仍然需要一个能协助贫困人口在市场中发展的扶贫机制。

  第四,中国四十年的减贫历史说明,大规模的减贫不可能在一夜间发生。减少贫困是一个历史过程,贫困的减少也需要一系列历史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为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和大规模减贫创造了重要的基础条件。这些基础条件形成了亲增长性的减贫基础,即有利于增长的减贫机制。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本身就是减贫的成就,同时又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反过来促进增长,带来收入性贫困的下降。通过增长追求贫困减少的路径还取决于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消除贫困的过程需要始终关注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中国政府长期关注这一问题,并及时围绕收入分配进行国家干预,这是中国实现大规模减贫的重要原因。自2012年以来,中国在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当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实现到2017年每年平均减少1300多万的贫困人口,即充分体现出这一干预的有效性。

  第五,依托市场机制的路径通过收入的不断提高实现减贫,需要考虑国家的干预和市场机制与社会文化机制的协调问题。中国摆脱贫困的过程一方面显示了中国乡村社会关系体系存在消除进取抑制的文化机制,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国家推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很多问题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甚至非常严重。但是从中国能够如此大规模地减少贫困人口这一巨大的成就来看,国家对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是卓有成效的。这种改造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关系,但是中国乡村延续至今的社会文化结构也并没有完全崩溃。这样一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不仅依然在乡村中发挥作用,而且随着人口的流动影响着城市。与此同时,乡村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在国家推动的现代化改造中不断吸纳符合现代部门的伦理要素,构成了国家、市场和社会同向性的互动模式,使得贫困群体在这一互动中获得了把握市场的机会和能力。

  [5]黄季焜,2008,《制度变迁和可持续发展:30年中国农业与农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9]李小云、马洁文、唐丽霞、徐秀丽,2016,《关于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化的讨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10]李小云、于乐荣、齐顾波,2010,《2000-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作用:一个全国和分区域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11]李小云、张雪梅、唐丽霞、褚利明、刘福合、文秋良,2006,《中国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与偏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李晓鹏,2012,《农民组织化:小农经济的出路——基于黄宗智的研究的拓展思考》,《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第2期.

  [13]刘坚、李小云、刘福合主编,2009,《中国农村减贫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4]刘永富,2015,《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月15日.

  [15]麦迪森,安格斯,2008,《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7]汪三贵,2008,《在发展中战胜贫困——对中国30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管理世界》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