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谈西方社会现状与广义学理论 2019-11-07 23:09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学系教授、系主任,世界研究中心主任。自2003年至今,刘擎连续十五年对西方思想进行年度述评。在这篇访谈中,他介绍了该系列写作的背景,并对西方社会的整体变化趋势展开分析。此外,访谈还讨论了理解当代现象的思路和方法,涉及他关于“广义学理论”的构想。

  从2003年开始,您每年写一篇“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前十年的文章已结集出版。自2016年起,您把综述的标题改为“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似乎比较明确地把重心放在了公共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您认为这项工作是一种带有立场的(interested)写作吗?

  刘擎:这个系列最初的定位是“资讯服务”,设想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界同行,通过介绍西方知识界最近发生的具有跨学科意义的事件和议题,为专业学者提供更开阔的(超越自己特定专业的)资讯和视野。简单地说,就是帮助读者“being informed”:一是便于大家了解其他相关专业领域的发展动向,一是对公共思想与专业研究之间的关联保持敏感。这个服务性的工作看上去挺简单,主要是“力气活”(每年年底读上百篇文献,直接使用的有五六十篇),但困难是在大量的文献中如何取舍,这要求对“重要性”有尽可能客观的判断,但议题的选择和呈现方式永远无法彻底摆脱自己的主观视角,这是让我反复纠结的问题。

  另一个困难是处理重要性与新颖性之间的平衡。文章最理想的效果是让读者获得自己原本不熟悉但却是重要的信息、动向和观点,但这个目标越来越难以达成。在2003年开始写作的时候,网络信息资源还没有这么发达,相对容易做到。而后来几年,读者对西方学术思想资源的获取越来越便利,青年学者普遍外语能力都比较强,西方思想界发生的重要事情很快就得到传播。如果重要的都是大家熟知的,那么坚持选题的重要性就很可能会失去新颖性。但如果为了保持文章的“新鲜感”去写一些冷门偏僻的议题,就成为“猎奇”,偏离了初衷。所以,最近几年我有意识地调整了文章的定位,就是更加明确地着眼于公共思想议题,并加强和加深评论的部分,从“综述”变成了“述评”,希望在观点和论辩(而不是信息本身)的层面上让文章具有一定的新意。这样做的风险在于篇幅难以控制,这个系列从最初的一万字左右,到现在超过了两万五千字。另一个风险是,无论如何节制都很难完全避免某种主观性。比如,最近这篇文章中讨论特朗普执政的部分,就有朋友批评相关的评论“过于负面”。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失去了客观性,其实我还是相当节制的,因为西方思想界在总体上对特朗普的评价是非常负面的。无论如何,这个写作受制于我个人的视角和知识,无法达到一种“年鉴”式的客观性标准,这也不是我的目标。

  通过十五年来对西方(知识界)热点事件的捕捉,您对我们时代的西方社会有什么整体性、趋势性的观察?

  刘擎:思想界的动向,有些引人注目却只是过眼云烟,但有些迹象可能却具有长程的影响,这是我格外努力去辨别的问题,虽然这并不容易。很显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思想界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而且西方知识分子大都倾向于批判现状,这很容易造成西方体制已经濒临崩溃的印象,实际上近年来“崩溃”的说法在西方媒体中已经屡见不鲜了。这可能是部分中文读者非常乐意看到的景象,获得“敌人一天天坏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满足感。但我时常会提醒自己,这样的年度写作天然具有历史“近视”的局限。想象一下,假如我是在1990年代初写这些文章,当时有许多证据似乎都有利于“历史终结论”,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西方体制最终胜利了,那么今天看来至少是不可靠的草率判断。所以,我在文章中写过一句话,“时代的季风并不是历史判断的可靠指南”。所以,每年在拟定主要议题的时候,我总会问一个问题:十年或二十年之后的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待当下的这些动向?我们不能“穿越”到未来,所以这种问题当然不会有确切答案,但作为一个提问视角会有助于保持自己与当下潮流拉开某种距离,尽力去辨析潮流与动向中那些结构性的要素。

  如果要做一个整体性的长程判断,我以为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断定西方体制已经濒临崩溃,但可能有相当强的理由说,二战之后的所谓“西方自由秩序”正在面对严峻的挑战,很可能进入了一个(借用波兰尼名著的标题)“巨变”的时期。这个巨变未必导致崩溃,但会造成长期的动荡不安,需要多方面的改革、调整和适应才能达到相对稳定的时期。可以这样说,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所谓“国际自由秩序”实际上只是“大西洋自由秩序”,主要是北美和西欧的区域秩序,以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为特征。但西方一些家和思想家有一种构想,就是这个大西洋秩序会不断扩展,最终成为整个世界的全球性秩序。1970年代末“新兴工业化国家”(NIC),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所谓“第三波化”的成就,都激励了这种构想,而四十多年的冷战最后以苏联解体告终,更是对这个构想的极大鼓舞。这很容易造成了一种“普遍化幻觉”,就是一些西方思想家过度阐释这个自由秩序在理论逻辑上的普遍性,而忽视了这种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实际上依赖于许多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发展并没有印证这个普遍化构想,相反,在许多方面侵蚀和瓦解了这种秩序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也就动摇了这种秩序的稳定性。

  刘擎:全球化是西方自由秩序扩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的一个冲击用简单的比喻来说就是“小船严重超载”。最初形成大西洋秩序的西欧和北美加起来只有近十亿人口,在向外扩展的过程中过快地纳入了新兴经济体,这包括中国、印度和一些南美国家,大约有三十多亿人口的规模,而且是在文化和制度方面具有高度差异性的大规模人口,造成严重“超载”,就是原有秩序在体量和规范性上都无法适应这种迅速的扩展。尤其是经济秩序的扩展不可能隔绝于文化与的要求,而新兴经济体在加入全球化经济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西方秩序的文化与影响,形成紧张、对抗与冲突的局面。因此,西方自由秩序也面临着文化冲突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挑战。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战乱,恐怖主义的威胁,欧洲的难民危机,都显示出非西方地区(尤其伊斯兰世界)不愿或难以顺应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近几年来西方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自由派的学者)对西方秩序的普遍性表达了质疑和反思。比如英国理论家约翰·格雷将向外输出西方体制的企图称作“愚蠢的进军”。

  其次,西方自由秩序向外扩展的过程不只遭遇到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反弹,引发了不满与冲突,同时也反过来造成了西方社会的内部矛盾,包括经济与文化方面的问题。新一波全球化的特点是在大部分国家内部同时造成了受益者与受挫者,我称之为全球化的“(国内)断层线”。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在其名著《全球不平等》中提供的证据表明,1988年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加剧了国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加剧,以美国最为严重(基尼系数超过了0.4)。1985年以来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经济“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期望落空,深切的挫折与失望感越来越广泛。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对各国的本地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认同都会造成冲击。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局势下,加上某些政客的夸大、煽动和操纵,这种文化冲击就变得更加敏感和尖锐。西方思想界的主流信奉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但却未能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这一冲击,在民众之间产生了对文化认同的对立格局。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文化诉求的矛盾相互交织、彼此纠葛,造成了西方社会严重的极化现象,这对于体制吸纳和安置现代社会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能力构成了威胁。另外,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即发展,对现有的生产、劳动和消费结构的冲击,以及对文化变迁的深远影响,都可能超越既有“现代秩序”的有效框架,蕴含着巨大的未知风险。

  所有这些变化,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二战之后西方主导的自由秩序,它不只是面对向外扩展的困难,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目前的趋势是从对外扩张转变为向内收缩或退守,体现在本土主义的兴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以及其他一些“逆全球化”的迹象之中。在我看来,西方社会正在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动荡不安和自我探索的时期,需要重新确立目标和调整内外政策,这个阶段可能会很长,持续十年或二十年也不令人意外。而且当今世界已经不可能相互隔绝,因此西方自身的问题也不可能完全在西方内部解决,最终需要与非西方地区的问题放在一起,在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同寻求解决方案。

  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去年《外交事务》有文章说,这是杰克逊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对二战后主导美国宏观战略的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复仇。回顾起来,一度流行的对美国的认识是否存在盲点?

  刘擎:可能有些多方面需要反思,其中我关注的问题点是对美国精神的认识偏差。特朗普获得接近半数选民的支持当选总统,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效地煽动了“白种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这似乎有悖于人们对美国精神的惯常理解。在美国教科书以及主流的话语中,美国不具备典型意义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美国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即便论及“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无法以老欧洲(尤其是德国式的)“血与土地”的方式来理解,而是以对“自由信条”的共同忠诚来界定的,这就是所谓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将WASP(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传统当作美国文化的核心,但早年他也是一位“信条论者”。他在1981年的著作中曾说,“将民族性等同于信条或价值观,这使得美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他还说,一个英国人变得“非英国化”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美国“拒绝那个信条的核心理念就是非美国的(un-American)”。由此看来,美国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以美国价值观而自豪,甚至会鄙视“旧世界”那种(基于种族和土地的)“原生论民族主义”(primordialist nationalism)。如果否定这种特色,那么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美洲翻版,丧失了“新”的精神特质。我们因此可以说,诉诸一种基于白人种族的“原生论民族主义”是对“美国正统”的背离,是“非美国的”。然而,2016年美国政坛的戏剧性变化,即便没有彻底颠覆,也强烈质疑了“美国例外论”的神话。特朗普的“文化”成就表明,对“何为美国,何为美国的文化传统,何为真正的美国人”等问题的竞争性阐释从未终结。一些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近年来的研究揭示,白种民族主义实际上从未被彻底埋葬,只是在1960年代以来“历史进步”洪流的冲击下,暂时收敛或沉寂,藏匿于边缘却始终蓄势待发。

  尽管某种倡导“普遍自由”“平等价值”的自由主义议程,长期掌握美国的文化领导权,“白种民族主义”却照样死灰复燃。马克·里拉在特朗普胜选几天后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以及去年出版的新书,把帐算在了身份,尤其是所谓1960年代以后英文系培养的自恋主义文化上,但《波士顿评论》最近的文章批评里拉主张的公民民族主义,毋宁是另一版本的、国家层面的象征主义:其本身未必不是空洞的。在您看来,什么是党和自由派需要在失败中总结的教训?

  刘擎:对特朗普的胜选原因有偏重经济和偏重文化的不同解释,我认为单一解释都是片面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实际上并不是经济上最贫困的阶层。这个情况与欧洲相似,英国支持脱欧或者法国支持勒庞的核心选民都不是经济上最为穷苦的底层,而是来自中下阶层。福山认为,这些人经历了“相对社会地位的巨大损失”,并担心自己会每况愈下,落入最底层。特朗普成功的一个秘诀,就是有效地将白人工作阶层的受挫感归咎于“他者”(全球化中的“掠夺者”,享受福利的“懒惰者”,以及“窃取”经济成果的外来移民等等),从而将其选民基本盘的经济要求与他们的种族认同结合起来,重新建构了(“伪装成”)美国正统的文化论述,许诺他们一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再次“变白”)的梦想。即便这个许诺落空,特朗普也一定会归咎于党的破坏或者各种“反美势力”的阴谋,而他将是永远最正确和最智慧的总统。

  对自由派和左派来说,如何对待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是个艰巨的难题。如果将他们全部判定为的种族主义者,然后决一死战,是不是可取的方式?或者是否应当分化和瓦解支持特朗普的民众?如何建立支持党议程的联盟?在这个问题上,马克·里拉对身份的批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认为2016年党失败的教训之一是“身份”陷入了歧途。在他看来,以特殊群体的身份来塑造,在道德上或许很有意义,但在实践中(尤其就选举的竞争策略而言)是极不明智的。他呼吁重返公民,诉诸共同的公民身份和团结,而不是强调各个特殊群体的独特差异。他的新书《曾经与未来的自由派》发表之后引起很大争议。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书评都是批评性的,而在不到一半的赞赏者中又有一半是来自保守派的声音,这使他像是自由派阵营中的“变节者”。

  我对里拉的问题意识有些同感,但对他的观点有相当的保留。在我看来,重建公民的目标是正确的,但路径不是放弃,而是“经由”身份(正如寻求世界主义的目标,也无法抛开而是要通过民族主义来实现)。身份理论实际上并不排斥公民,非常重视在多样差异的族群身份之间建立“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但自由派建立交叉性的努力在实践中并不特别成功。比如,在策划女性群体支持希拉里竞选的一次集会中,一个教背景的女性团体要求参加却被拒绝在外,因为她们大多倾向于反对堕胎(所谓pro-life)的立场。里拉曾对美国两大政党的网站主页做过对比,共和党的主页醒目推出一份《美国复兴的原则》文件,包括对广泛关注的问题的立场声明。而在党的网站主页上找不到类似的原则性声明,只有多达十七个不同身份群体的网站链接,其内容是分别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和诉求。这样的多样性照顾到每一个身份群体的特殊性,却很难形成有效的联盟。在这个意义上,里拉提出的问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另外,在坚持道德原则的同时如何保持良好的现实感,也是自由派需要反思的问题。比如,去年围绕拆除罗伯特·李的塑像等南方邦联纪念碑的动议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在Charlottesville爆发了严重的冲突。我注意到安德鲁·扬(Andrew Young)的意见。他算是元老级的民权运动领袖,是马丁·路德·金的亲密战友,曾担任国会议员和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他当然反对极右翼的白人至上论,但他却主张保留那些纪念物。他的理由是,一个正当的动议如果会造成民众的严重,如果会丧失多数支持,那么在上就应当尽可能避免。当时有六成的美国民众认为应该保留这些纪念碑(即便在非洲裔美国人当中,也有百分之四十四主张保留,高于主张移除的百分之四十)。扬本人注重经济而轻视象征物的看法或许过于老派。但他的意见发人深思:什么问题可以妥协?什么样的妥协就变成了背叛?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道德原则的指南,也同样需要具有现实敏感性的智慧,需要情景化和策略性的思考。

  您在述评文章里说,去年欧洲经历了“马克龙时刻”,像哈贝马斯就认为,马克龙给欧洲带来了新机遇。不过,法国《世界报》上也刊登了两种左翼的批评声音:梅朗雄背后的哲学家墨菲认为,“新工党”“第三条道路”呼唤出的“中左”共识,废弃了左右之分,导致了代表性危机,而马克龙的政策则是这种后逻辑的最高阶段;传说是马克龙老师的巴利巴尔虽然支持重建欧盟,但认为马克龙的方案无助于对经济治理的统御,公民代表只有咨询功能,一些民族相对其他民族的霸权地位被进一步强化。您会怎样回应这样的批评?

  刘擎:在我看来,激进左翼和批评常常有很独到的思想启迪,巴迪欧、齐泽克和墨菲等理论家总是带来令人兴奋的刺激,但在实践上会带来什么可行的策略往往不得而知。“代表性”是左翼老生常谈的议题,只有神一般存在的家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现代中代表性从来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泛泛而论“代表性断裂”而不做差异化的分殊辨析连文字游戏都谈不上。在国民议会选举的五百七十七席位中,梅朗雄的政党与法共联盟才拿下二十七席,如果推他做法国总统可能是更严重的代表性危机。当然,左翼理论家会说,在上以“数量”把握“本质”是极为肤浅的,那么深刻理解的本质与数量无关吗?他们很可能也不会断然否认,然后就会在暧昧玄妙的语词中进入更精彩的概念游戏。我从年轻时候起就偏爱激进理论的智识挑战,那种“我有哲学,你是意识形态”的说辞对我没有什么威慑力。这类理论拿来做博士论文的题目可能非常有趣,但在讨共论题的时候我会谨慎甄别,依据其相关性和现实感来选择使用。

  哈贝马斯比墨菲的现实感好一些。他自称左派,所以说自己不可能是一个“马克龙主义者”(但在激进左翼看来,哈贝马斯至多算自由左派)。他对马克龙的支持和赞赏是基于务实的态度,认为马克龙代表了欧盟摆脱解体危机最现实可行的希望。

  马克龙在社会议题上偏左,但在经济政策上有偏右的取向,这与当年的托尼·布莱尔或者比尔·克林顿有相似之处,他们在经济政策上距离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可能就一步之遥。放眼全球,左翼政党在经济上成功的例子太少了。这造成了那些在社会议题上偏左的家,在执政之后往往会倒向偏右的经济政策。这不是说左翼在经济上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但这首先需要全球经济结构发生性的变迁,而获得这个前提的希望仍然非常渺茫。从左翼的立场看,更好的替代方案总是可能的,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放弃的希望。因此不少激进理论家实际上期待一个危机总爆发的时刻,想象这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机遇。但如果危机真的爆发了,最后胜出的政党未必是激进左翼,也有可能是极右翼,是新法西斯主义。因此,马克龙代表的中左调和主义可能是最可行的欧盟改革路线,目前看来有相当大的潜力。在当前欧洲的形势下,坚定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赞成开放的多元文化主义,支持女权主义,并且具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已经相当难得可贵。在德国,默克尔的联盟最近终于与成功组建了联合政府。作为欧洲一体化领导者的法德轴心幸存下来,在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之后,欧盟似乎看到一点光明的前景。

  然而,欧盟的前景仍然是非常不明朗的,最近意大利议会选举的结果又给欧盟的事业带来一片阴云。法国国内对欧盟的态度仍然有严重分歧,很难说未来勒庞或其同党就不会当选总统。“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在短短几年内就位居第三大党,也有可能在未来主导政府。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处在文化内战的状态,每个国家都有部分民众支持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而另一部是倾向于本土主义的疑欧派或脱欧派。双方会长期处在反复的拉锯战之中,欧盟的事业也注定将经受相当长的反复摇摆动荡的考验,常常会陷入不进则退又进退两难的困境。

  但是,我一直认为,欧盟的危机无论多么严重,只要不彻底解体,就是一个非凡的成就。想想欧洲的民族国家建设,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经过整整四百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发展成熟。相比之下,欧盟过于年轻了,它的建构应当是百年尺度的事业。欧洲人通过自觉反思自己的历史遗产,包括战争的灾难和痛苦,有意识地来构建一个新的共同体,超越已经习惯固化的民族国家结构,这显示了人类的努力能够企及近乎乌托邦的理想。这是值得付出最大耐心的事业。

  去年,#MeToo运动席卷欧美。在齐泽克看来,#MeToo解决问题的方式——签订性契约——低估了性互动的复杂性。伴随这一运动的展开,您觉得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有性侵问题的作者的作品?

  刘擎:#MeToo运动事关个体和女性群体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有很强的道德主义倾向。这种道德主义与人的尊严、平等和尊重这些重要的价值关联在一起,应当予以关切和支持。对于这场运动出现反对和异议也并不意外,有些来自(常常是伪装过的)男权主义意识的反弹。正当的批判往往并不反对运动的价值目标和原则,而是针对这些原则在具体情景中的运用,往往涉及分寸的适度性。展开这些讨论是有意义的,虽然未必能达成一致共识。像齐泽克提出的问题涉及人类交往的复杂性。平等尊重的道德原则在大部分人际关系中具有优先地位,但两性或同性的亲密关系可能是最为复杂和丰富的人类活动,其中道德因素并不是唯一考虑的要素,有时(在达到基本底线之上时)甚至不是优先考虑的因素。这当然不能为性侵和明确的性骚扰提供借口,因为这些行径已经落在基本的道德底线(甚至法律底线)之下,使得道德问题突显为最为优先问题。

  双方合意是亲密关系的基本原则,这要求彼此充分尊重对方的意愿。复杂的情况在于,亲密关系中“意愿”有时是复杂的、变化的。比如婚内的性关系,婚姻的合法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某一方随时都保持性活动的意愿,违背对方意愿的强制也构成性侵。而在亲密关系建立的最初阶段,性意愿是一个相互探索和逐渐明确的形成过程,常常有暧昧不清的时刻。这里可以明确的原则是,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刻说出的“No”都足具份量,另一方应当即刻停止。但是没有明确说出的“No”是否就意味着“Yes”呢?比如,肢体语言含混流露出的“勉强”应当被视为拒绝还是微妙的探索?这里有一个“灰色地带”。今年年初美国喜剧演员安萨里(Aziz Ansari)受到性骚扰指控,引起了激烈的争议,部分原因就与这种灰色地带有关。当然,更安全的做法是,事先签订契约,并且在亲密活动的每一步都明确询问对方(“Are you OK with this?”之类),在获得明确的肯定答复后再继续进展。但这很可能会将亲密关系变成一种道德纯洁却乏味无趣的关系。

  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意愿与权力结构。许多女权主义坚持主张,即便明确表达的“自愿”,如果处在不对等权力结构的弱势一方,不能算作“本真的意愿”。通常我们认为,职场中直接的上下级、校园中的师生处在明显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之中,所谓“自愿”实际上往往是权力效应的结果,因此明令禁止他们之间发生亲密关系,可以成为正当的通则。但是,权力对意愿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男性对女性,明星对粉丝,富裕对贫穷,年长对年轻(或者相反),高颜值对低颜值,高智商对低智商,专业熟手对专业新手,健康对体弱,母语对非母语,开放对保守……所有前者都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对后者处在强势的一方。因此,完全免于任何权力效应的“本真性意愿”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成年人自我明确表达的“自愿”不足为信,那么应当由谁、根据什么来判断一个意愿足够真实(从而免于性侵的嫌疑)?权力对意愿的影响是一个真问题,但具体情境下的个案判断却是复杂的,有时是极为困难的。

  有道德嫌疑的作者与其作品的关系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个人以为,二者应当做必要的切割。实际上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历史上的大部分作者都可能有某种“不正确”的弊病:他们很可能是男权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或宗教者,或沙文主义者,或西方中心主义者,或阶级压迫者……如果他们的作品都被禁止,那么人类文明史可能必须从当始。在另一面,对当代人可能需要更严格的标准,对性侵者,通过限制或禁止他们的作品对其不当行为予以惩罚可能是一个选项,但也需要考虑比例原则,而且这不是惩罚的唯一方式,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这里也会出现复杂的质疑。

  您今年1月28日在上海的公共演讲上提到,您这些年在构想一种“广义学理论”。为什么我们今天还需要这样一种听起来颇为宏大的理论?它与您在《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一文中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展望有什么关联?

  刘擎:这个理论现在仍然是一个构想,虽然酝酿了许多年。最初只是为研究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寻找一个恰当的理论框架,并没有这么庞大的计划。后来,对许多当代问题的思考都激发我去扩展这个框架。比如,我们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独特的,那么这意味着存在一种区别内外的疆界,但文化又是变化的,其变化的动力是什么?疆界是什么意思,它可以改变吗?国家的疆界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是此前更小单位的共同体在相互碰撞和融合之后的产物,那么这种融合会进一步扩展到整个世界吗?另外,为什么同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员彼此之间会出现那么大的分歧,因为他们处在不同的疆界之中吗?在微观的层面上,个体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形成的?个体与他人以及群体的关系对身份的建构有什么作用?个体的多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各种现成的理论获得解释,但这些理论不在一个统一融贯的系统之中。由此,我就逐渐产生了发展一个系统理论的想法。书名都想好了,比较刻板的书生气,“疆界与遭遇:广义学理论纲要”。

  简单地说,就是以“疆界”(boundary)与“遭遇”(encounter)为核心范畴,在本体论的基础层面上,重新阐述本身与原理的系统性论述。在根本上关涉人类所有形态的关系,而所有关系都需要根据彼此间的疆界来界定。人类基于各个层级的疆界——从个体自我,到家庭、宗族、部落和领地,到城邦与地域,再到民族国家和“星球”之间的物理意义与精神意义的疆界——来构成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自由与秩序、主权与服从、合法与非法、友爱与敌对等等一系列基本的范畴。而遭遇是变迁的动力学。跨越疆界的物质与精神的遭遇,成为引发疆界的改写、瓦解和重建的动力机制。这项基础性的研究是从哲学、文化人类学、思想史与社会科学的多学科角度,建构新的学理论范式的尝试。之所以称之为“广义学理论”(general political theory),在于它以两个范畴及其辩证关系为核心,容纳了最为广泛的现象——从经典的国家、国际与世界到后现代的“生命”“身体”和“性别”等等,并且试图贯通规范性理论与经验科学之间的传统壁垒。

  这种宏大的理论构造是否有意义?我觉得至少需要通过三个标准的检测:第一,它自身是简洁、清晰和融贯的理论,这是一个形式标准;第二,它能够解释以往理论已经解释的现象和问题;第三,最重要的,它能够更有效地解释既有理论难以解释或未能充分解释的现象和问题。如果不能满足第三个标准,那么这个理论只是对既有理论的转译,就是换一种说法而已,至多只有形式简约的意义。比如说,所有关系都可以界定为“遭遇”的亚类型,施米特讲的“敌我关系”为一端,列维纳斯“对他者的责任”是为另一端,中间存在多种亚类型。不过即便成功地完成了遭遇的类型学处理,这仍然只获得了形式意义。

  但这种理论构想也可能具有创新的潜力。比如,如果把疆界划分为居住地域、人际互动、物质交换和信息交往这四重疆界,那么在原始的部落社会,对同一部落的人口而言,这四重疆界是基本重叠且共享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体的四重疆界不再重叠,而且同一社群的成员也不再共享相同的疆界。这是多种跨疆界的遭遇的结果,也形成了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性。如今,在国际大都市中,受良好教育的人口,他们的信息交往是全球性的,物质交换是跨国的,人际互动是跨地域的,虽然他们可能长久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的四重疆界不再是重叠的。而身处同一个国家中欠发达地区的人群,他们的各种疆界可能要狭隘得多。这个视野或许能更为精微地阐述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在这样一种视野中,同一国家中倾向于全球主义与忠实于本土主义的人口之间的差异,很可能可以被解释为双方处在不同的疆界之中。疆界的涵义可能是权利义务的边界,在文化上可能是伦理判断的适用性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他者”的暴力就是疆界之外的人群不被当作具有伦理意义的存在。这可能为理解各种歧视打开新的研究视野。

  遭遇是能动者的基本存在形式,从最原始的两性关系,到小共同体的形成。如果说疆界确定了结构和秩序的边界,那么遭遇使突破疆界的扩展成为可能:从洞穴、家族、部落,扩展为小公国、王国、帝国等等。遭遇有多种类型:疆界的瓦解、改写、重建,带来文化的征服、同化、分化和融合等等。遭遇提供了一个从生成(becoming)视野,来理解共同体的变化和发展。这当然有建构主义的取向,但建构本身受到疆界自滞性的限制,防止了激进建构主义的任意性。这个理论也为发展新的世界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另外,我仍然在思考“疆界-遭遇”的理论模式是否有可能对社会科学中经典的“结构-能动者”问题(agency-structure problem)赋予新的、更精确的类型化处理。这里需要认真考虑,在什么意义上它能够弥补比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存在的局限。这当然都是很费力的工作。

  刘擎:关键的两个范畴都是从其他学者那里获得的启发。在对文化多元主义的研究中,有几位结构主义取向的学者发展出了“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他们有时候也用“boundary”的概念,在处理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对我有很大启发。后来,当我联系到“遭遇”这个概念,就感到有可能在更宽泛和更系统的层面上使用疆界这个范畴。遭遇的概念最初来自受到韦伯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奈尔森(Benjamin Nelson)的意识结构(structures of consciousness)理论,近年来通过英国的世界主义理论家德朗迪(Gerard Delanty)等人的努力获得复兴。我是在和德朗迪的交往中开始了解并研读这些文献的。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我完全没有把握。三年前我制定的计划是今年完成,现在看来这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专业的学术工作,需要与前人的文献对话,这样一个庞大的理论构想,需要处理的文献太宽也太多。我如果现在就退休了,可能用五年时间有希望完成。实际上,学术界极少有人会公开谈论一个自己尚未充分发展的理论构想。恰恰是因为没有把握,不知道自己能否完成以及何时完成,所以才会有这样奇怪的“事先张扬”。这是用作对自己的激励。听说有人公开宣布自己戒烟,就有更大的概率成功。困难的事情可能有相同之处,或许理论创造也是如此。